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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国时期虽较为短暂,但“三国文化”却特别引人瞩目,探秘三国文化

时间:2018-02-26     【转载】   来自:百家号

在我国历史长河中,三国时期虽较为短暂,但“三国文化”却特别引人瞩目。在我国、日本、韩国、东南亚及遍布世界的华侨、华裔中,三国文化、三国故事、三国人物,几乎老幼皆知、家喻户晓。近年来,三国文化又借助电子网络,向欧、美、非洲等地快速普及。

毫无疑问,三国文化是中华文明在全世界宣传最持久、影响最深远、普及最广泛、最能为各国人民接受的一个分支文化。大家何以对“三国文化”如此痴迷呢?我认为,“三国文化”有一个显著特点,即它的主题思想是儒家文化与兵家文化的高度结合。

将“三国文化”与我国古代的春秋战国、南北朝、五代十国这些分裂战争时期相比,很容易看出其显著的时代特征。春秋战国,儒家尚处于起步阶段,地位与其它诸子百家相等。南北朝和五代时期,受到当时少数民族文化的严重影响,是儒家文化在汉代达到第一个高峰后走下坡路的时期,直到宋代才重新确立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。

“三国文化”则是在汉武帝“独尊儒术”、确立了儒家文化在政治、思想、文化领域统治地位三百余年后才出现的,它吸收并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精华。同时,三国文化又具有战争风云的特质,其激烈性、残酷性、曲折性、刺激性,比春秋战国、南北朝、五代十国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儒家文化讲究的是忠君报国的政治思想、上尊下卑的伦理道德,兵家文化讲究的是计谋诡诈、刀光剑影,在残酷竞争中求生存、图发展。一个时代将二者结合得如此紧密,这在我国古代是罕见的。所以三国历史虽短,却极为精彩。在“三国文化”的方方面面,都能体现出儒家文化与兵家文化的高度结合:

儒家文化的核心是“三纲五常”。三纲即君为臣纲,父为子纲,夫为妻纲;五常即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“君为臣纲”最精练的表达语便是一个字——忠。忠主要指忠君。在平常,“忠”字挂在每一个臣子口上,很难检验。但在皇权内外交困、遭遇严重挑战之时,便成了衡量一个人的试金石。

建安初年,汉廷侍中、太史令王立便指出:“汉祚终矣,晋、魏必有兴者。”他甚至多次对汉献帝说类似的话。曹操怕暴露了他的野心,传话给他:“知公忠于朝廷,然天道深远,幸不多言。”(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》注引《汉纪》)这代表了曹魏集团对当时大势的判断。

建安五年(200年),周瑜已认为“承运代刘氏者,必兴于东南”,鲁肃在初见孙权时,也明确指出:“肃窃料之,汉室不可复兴,曹操不可猝除。”(《三国志·吴书·鲁肃传》)周瑜、鲁肃的看法,代表了东吴集团对当时形势及其发展的判断。与此相反,蜀汉诸葛亮在《隆中对》中曾谈到他的奋斗理想,那就是“霸业可成,汉室可兴”,在《出师表》中则表达为“兴复汉室,还于旧都”。

这不仅是认识上的差异,也是三国国策的根本分歧。曹操认识到“汉祚终矣”后,便制定了两步走的国策:第一步,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,利用当时普遍存在的儒家文化的广泛影响,利用汉王朝在一些人心目中仍残存的地位,扩大自己的势力,统一北方。

第二步,正式取代汉王朝,建立魏王朝。曹操毕生只走完了第一步。东吴认识到“汉室不可复兴,曹操不可猝除”后,便在三国中制定了较为中立的国策,重在发展实力,保卫自己,一般不主动出击。蜀汉政府为“兴复汉室”,从诸葛亮到姜维等,前赴后继,多次北伐,为此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。

此外,蜀汉还全面地继承了汉代旧制,少有变革。就三国而言,蜀汉的国策国制、蜀汉集团的主要代表性人物确实更符合儒家文化的“忠”。“父为子纲”在三国时期有多种表现形式,有的也深深打上了战争的烙印。如曹操为报父仇,屠徐州;孙权为报父仇,屠夏口。

这种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历史上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指责,其主要原因便是许多人认为不择手段地为父报仇,是儿子应尽之职。诸葛亮三代忠贞,而关羽父子、张飞父子也都是忠孝两全的典范。“夫为妻纲”在三国时期的表现极为复杂,往往打上了战争的烙印。如战乱中很流行娶敌将的老婆、女儿、侄女为妻妾。

在这方面,三国的首脑皆积极带头。曹操在接受张绣投降后,立即在前线收张绣的婶母、原董卓部将张济的老婆为妾,引起张绣的反叛。刘备打下益州后,以原益州牧刘璋的弟媳穆氏为妻、为皇后。孙权在袁术败亡后,即将袁术的女儿们收进后宫。

蜀北地王刘谌为避免受辱,在父亲投降时,在汉昭烈庙先杀妻子,然后自杀。刘备的甘皇后、穆皇后合葬于惠陵,是“夫为妻纲”的最高表现。三国时期流行的财产观,是儒家文化与兵家文化的典型结合。诸葛亮在出山之前,一边务农,一边学习研究。

这一形象成为以后历代儒家倡导的耕读典范,成为许多中下层儒生学习的楷模。后来,诸葛亮成为蜀国丞相,其家产仅有桑树800株,薄田十五顷,勉强能供给子弟衣食,家无余帛,其夫人竟无一套与丞相夫人相匹配的服装。诸葛亮理所当然地成为历代贤相楷模。

姜维据上将之重,处群臣之右,宅舍弊薄,资产无余,侧室无妾媵之亵,后庭无声乐之娱,衣服供给,舆马取备,饮食节制,不奢不约,官给费用,随手消尽,察其所以然者,非以激贪历浊,抑情自割也,直谓如是为足,不在多求。费执蜀时,家不积财,儿子布衣素食,出入不从车骑,无异凡人。

邓芝为大将军二十余年,身之衣、食、资仰于官,不苟素俭,然终不治私产,妻子不免饥寒,死之日家无余财。在曹魏集团中,曹操带头禁止奢侈,后宫不敢衣锦,卞夫人“无文绣珠玉”。曹丕与曹植争宠,为了赢得曹操的欢心,他采用的一个重要方法便是衣着朴素,日用节俭,并让妻子、仆人等节俭度日。

东吴的吕蒙等皆将俸禄尽量用完,如有多余的财物,则分给朋友亲戚。这种财产观的出现,主要与长期战乱的社会背景有关。许多人鉴于战乱中财富致祸、富豪被杀的惨痛教训,不再积累财产。这种观念反映在丧葬习俗上,就是流行薄葬。

如诸葛亮临死,遗命葬汉中定军山,因山为坟,冢足容棺,敛以时服,不须器物(《蜀书·诸葛亮传》)。刘备惠陵在汉陵中也是较小的。当然,这也与当时盗墓特别风行有关。在兵家文化方面,黄巾起义,军阀混战,三国相争及所演绎出来的文化,内容极为丰厚:如诸葛亮、曹操、司马懿、周瑜、陆逊等一大批军事家。

如官渡之战、赤壁之战、夷陵之战等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;如曹操征乌桓、邓艾灭西蜀等奇袭战例;如诸葛亮“攻心”平南中,五出祁山伐中原等……其中顶尖级的人物无疑当推诸葛亮。“三个臭皮匠,顶个诸葛亮”,诸葛亮早已被视为智慧的化身。三国兵家文化内容实在太多,限于篇幅,这里不可能展开。

总之,它集春秋战国、秦汉以来之大成,是我国古代兵家文化发展的高峰之一。《三国演义》这部小说之所以成功,主要在于作者抓住了“三国文化”的本质特征,对“三国文化”主题思想进行反复提炼,坚持用宋代以后的儒家正统文化观念描述三国,只承认对刘氏集团的忠,尊刘贬曹笔法贯穿全文始终。这正是它千古不朽、最大的成功奥秘所在。

在三国时期,儒家文化与兵家文化的关系,具体表现在品质和能力两个方面:倡导既要有坚定不移的忠君报国的政治思想,符合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的道德品质修养,又要有能应对残酷竞争、应对战争的良好的专业本事。就历史上的诸葛亮的智慧而言,比曹操、司马懿也强不了多少。

明代学者胡居仁就曾指出:“诸葛孔明、司马懿智勇相等。”(《四库全书》本《居业录》卷四)但为什么诸葛亮会成为“智慧”的化身?根本原因是他的智慧是建立在“兴复汉室”和“忠君”的基础上,是建立在各种优秀品质基础上。因此,他成了古今中外同崇敬、朝野上下共赞颂的典型。

纪念关羽、张飞、赵云的祠庙遍布全国各地,就其武功而言,关羽、张飞、赵云都不及吕布,但关羽“义薄云天”,被公认是我国古代在“义”方面最典型的楷模;张飞“诚贯金石”,诚者,忠诚也,信也,系儒学家倡导的学习楷模;赵云一生忠于汉室,集各种优良品质于一身。

换言之,从儒家文化与兵家文化相结合的角度看,三国统治集团及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着明显的差异。曹操早年对儒学就不以为然,他“唯才是举”的用人路线,与儒家倡导的人品修养格格不入,后来又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,有诸多威逼皇上的大逆行为;曹丕则干脆篡汉,直接取代汉江山;司马氏又以阴谋取代曹氏江山。

这些在儒家看来,都是不能容许的。曹氏、司马氏被儒家视为“奸贼”,概因于此。孙吴集团对汉室、汉制的态度一直模棱两可,在儒家看来也是不可取的。蜀汉集团始终以“兴复汉室”为己任,又全盘继承汉制,在儒家看来,根本点上是站稳了脚跟的。

刘关张三结义,被视为“义”的楷模;诸葛亮忠于汉室,鞠躬尽瘁,是智慧的化身,更是贤相的楷模。可以说,三国中,以刘备、诸葛亮、关羽为代表的蜀汉英雄才是儒家文化与兵家文化结合得最好的典范,也最受后世好评。这也是从唐代开始,历代朝廷皆视蜀汉为三国正统的根本原因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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